隨著在莞溫商競逐皮爾·卡丹事件的發(fā)展,在莞溫州商人參與、有可能在莞代工等消息逐漸浮出水面。因為和東莞制造扯上了關系,競逐皮爾·卡丹事件越發(fā)受到莞人關注。
 
　　事實上,競逐皮爾·卡丹事件發(fā)出一個明確的市場信號,國際品牌與國內制造加工企業(yè)之間,正呈現出一種另樣的合作關系,就是由以往的下單加工,到現在的輸出品牌文化。
 
　　對于那些苦于沒有品牌,又想在國內大展身手的企業(yè),這個時候面臨的是多樣化市場選擇和對企業(yè)資源的重新整合。
 
　　是代理還是收購,是養(yǎng)別人的牌子還是自己生孩子,由在莞溫商競逐皮爾·卡丹事件延伸的關注焦點,自然落在品牌怎樣與國際化對接上。
 
　　國際品牌降低“并購”門檻
 
　　港商李偉生,專門從事國際上購買和承包商標服務。李偉生的多來寶授權(國際)有限公司就于上周,剛剛隨香港貿發(fā)局來莞,尋求合作伙伴,而在東莞使用他授權的品牌已有8年時間。
 
　　對于皮爾·卡丹中國區(qū)的商標出售,李偉生坦言,受金融危機影響,今年以來國際品牌公司出售自身商標形象的行為突然增多,他們也是為了緩解財務壓力。“以前買品牌沒有這么容易,也沒有這么多渠道,今年多了很多。”
 
　　“現在不僅僅是皮爾·卡丹,花花公子也放出了買斷地區(qū)性商標使用權的消息。”李偉生說。
 
　　這類向外界拋出買斷信息的品牌主要集中在一些大眾消費類的輕工業(yè)產品,如鞋帽、玩具、家居以及消費類電子品牌上,而品牌多為剛出來的新品牌,以及有一定知名度和消費群體的國際二三線品牌。他告訴記者,自己經手的國內購買者,多為沒品牌但擁有一定制造實力的企業(yè)。
 
　　此次,溫商踴躍競“購”皮爾·卡丹事件,也有其內因驅動。中國入世以后向外資開放了零售業(yè),頂級國際品牌紛紛進入中國市場。并且,國內的民族品牌也在快速地崛起,拉走了相當一部分消費者。二、三線的國際品牌在國內逐漸邊緣化。為了尋求更多的話語權,從代理權到所有權的“轉讓”,成為國際品牌代理商的集體選擇。
 
　　據業(yè)內人士透露,事實上,在2004年之后,中國的代理商就已經很難拿到真正有知名度和影響力的國際品牌代理了。此次金融危機,增加了國際二三線品牌的買斷機會,對此,東莞的溫州商人劉道松說:“今年國際相關品牌拋售現象有所增加,而溫州商人有做品牌的歷史和傳統(tǒng),這種形勢對溫商來說無疑是利好。”
 
　　借助沒落的“貴族”整合銷售渠道
 
　　在業(yè)界看來,皮爾·卡丹是一個被榨干的品牌。黃江鎮(zhèn)南福皮件總經理許丕恒說,“我給皮爾卡丹在日本、中東三國市場的產品做過代工,整體的印象是這個品牌沒落了。”
 
　　許丕恒認為,皮爾·卡丹在中國市場的衰落很大程度與其代理授權制度有關。“代理商都把精力放在數字盈利上了,而品牌文化卻在數字遞增中逐漸消退。”據他介紹,國際上皮具服裝授權和代理有很多種,從管理特點來看大致分為兩種:一種看你的盈利；另一種則強調品牌價值提升。皮爾卡丹在國際市場多樣授權,在將其品牌物盡其用、制造快錢的同時,已經將其品牌徹底榨干。
 
　　此外,皮爾·卡丹的沒落也與其產品檔次留給國人印象有很大關系。進入中國后,皮爾·卡丹授權了很多代理商,代理商通過每年兩次的訂貨會選擇引進中國的產品,而代理商是按照當地消費者口味來下訂單。久而久之,國人便錯誤地認為他們在中國市場看到的皮爾·卡丹就是品牌本身的樣子。而仿制品的泛濫更是品牌成長的心頭之痛。
 
　　“不難否認皮爾·卡丹在市場上還是有其號召力,溫州商人本身已有完備的市場渠道,面對這次機遇是不會放棄的。”劉道松說。
 
　　劉道松說的完備市場渠道有其溫商的特性,以其自己經營的公司來看,早年間,在意大利購進一個二線品牌,目前該品牌在國外已經滲透了代理、批發(fā)以及專賣店等各種模式。在他看來,溫商缺少的絕對不是資金和渠道。在渠道網絡上,即便是擅長加工貿易的港商和粵商都不能望其項背。
 
　　溫州企業(yè)在改革開放之初便開始代理國際品牌業(yè)務。據不完全統(tǒng)計,僅溫州永嘉橋頭鎮(zhèn),就有3000多人在廣州從事國際品牌代理,組建代理企業(yè)逾200家,主要產品是服裝和皮鞋、皮具,如金利來、鱷魚恤、花花公子、夢特嬌、華倫天奴、皮爾卡丹、卡丹路、啄木鳥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