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企業(yè)、保就業(yè)還是保障勞動者權益，這個命題再次擺在了決策者面前。

　　兩會期間，圍繞實施一年的勞動合同法，“修訂派”和“捍衛(wèi)派”再次開戰(zhàn)。過去的一年內，中國的經濟由熱轉冷，勞動合同法從制定到實施也恰好暗合了這一經濟周期。“修訂派”認為，經濟危機面前，勞動合同法將無法落實。政府應該首先保全企業(yè)，放松勞動合同法的執(zhí)行，甚至有極端者認為應該暫停實施勞動合同法。“捍衛(wèi)派”則堅持認為，即使經濟危機，企業(yè)也應無條件執(zhí)行新勞動合同法。

　　與一年前不同的是，此次雙方的矛頭集中指向了經濟危機。相比美國羅斯福新政期間加強資本和勞動力的關系，中國的勞動合同法更多的是充當了擋箭牌。當中國經濟進入不景氣時期，這項多災多難的法律再次變得脆弱起來。

　　強大的倒逼力量迫使中央政府出面表態(tài)。本周一，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工委正面回應勞動合同法：勞動合同法不會因金融危機而修改。

　　新法倒逼政府？

　　一個從農村剛來城市的小孩隨地大小便，沒人會說；當小孩長成二十多歲小伙子依舊隨地大小便，就不行了。“從前都沒人管我，現(xiàn)在怎么管我？小伙子會這樣反問。”翟繼滿逢人便講這樣一個故事。

　　“勞動合同法就是這個管事的人。”翟繼滿比喻說。這位曾在企業(yè)、NGO從事過十多年人力資源管理的專家，從2007年就開始在各種場合為勞動合同法助威。

　　然而，他的這種觀點從2008年下半年即受到各種非議。倒閉的沿海企業(yè)認為，在中國經濟下滑的情形下，正是勞動合同法的實施造成企業(yè)用工成本增加，致使企業(yè)雪上加霜。“簡單來說，新勞動合同法增加的是企業(yè)的違法成本。”江蘇省一位社保局官員說。這些違法成本主要是指給員工繳納的社保，以及裁員的成本。

　　好比一只青蛙過去在溫水中待習慣了，一旦換到熱水馬上就不適應。在勞動法專家看來，此次經濟危機為企業(yè)找到了一個借口。上海、廣州在此輪經濟危機面前，也欲出臺勞動合同法的地方解釋。

　　“企業(yè)倒逼政府無非是要求回到原來的用工靈活性。”翟繼滿說。用工靈活性的一個直接結果將是合同短期化。

　　中國勞動合同法確實生不逢時，它是在經濟形勢一片大好，出口旺盛，勞動力短缺之下出臺的，誰料到一年之后，全國有2000萬農民工返鄉(xiāng)，600萬大學生未就業(yè)。

　　這直接導致不少企業(yè)認為，是新法阻礙了就業(y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