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偉在凌晨時分結束夜班工作邁出工廠回到自己租住的房間，生活如工廠流水線一般精確。這位22歲的年輕人是這家擁有超過8000人工廠的一顆螺絲釘，就在三個月前，他還擁有更多的同事，那時工廠員工的總數(shù)大約為一萬人。

　　熊偉所在的是一家全球前五大、臺灣前三大的計算機主板制造商設在大陸的工廠。這家全球知名企業(yè)在1986年由五個在臺灣索尼公司工作的年輕人創(chuàng)建，由于索尼決定放棄計算機組裝生意，這五個年輕人先后被公司裁掉，結果他們一起創(chuàng)建了這家名為微星科技的公司。

　　微星設在深圳寶安區(qū)的恩斯邁工廠，園區(qū)面積大約20萬平米。生活區(qū)內包括了超市、郵局、銀行、電視房、籃球場、乒乓球室、羽毛球場和網(wǎng)吧等設施。不過公司的桌球室內，桌球的臺面已經(jīng)破爛不堪，如果真要打桌球，熊偉會選擇到園區(qū)周圍的娛樂場所去玩。本來在工廠的周圍有更多的娛樂場所，但在媒體曝光這些場所發(fā)生的火災之后，它們紛紛關閉——最近的一次大新聞是同在關外、工廠云集的龍崗區(qū)舞王俱樂部的大火，以及由此牽出的龍崗區(qū)公安局副局長陳旭明的腐敗案。

　　仔細觀察一下，人們會發(fā)現(xiàn)熊偉真是一個英俊的小伙子，發(fā)型時髦，皮膚黝黑，鼻梁高挺，身材瘦削干練，只是講話時有濃厚四川口音。兩年前在重慶萬州老家讀完高中之后，他選擇來深圳。在他的將近六十人的高中班級里，只有十五個人考入了大學，繼續(xù)接受大學教育，并且懷抱巨大希望，期望能夠擺脫父輩的命運軌跡，而大多數(shù)人則失去了這個機會。其實，更多的人因為“讀了高中也是出去打工，讀了初中還是出去打工”，已經(jīng)提前放棄了對命運的抵抗。

　　熊偉獨自來到深圳，參加了一個重慶老鄉(xiāng)在深圳舉辦的技術培訓班，然后，在一家大的計算機主板制造商精英電腦公司覓得一份工作。他的其他沒有考上大學的同學，也四散打工，但在深圳的卻只有他一個人，所以他的朋友只是那些在工作中認識的年輕人——不是同事，就是前同事。

　　大約在一年半之后，他開始想自己可能需要一份新的工作，因為人總是往高處走。“我們這些出來打工的，想的無非是多賺些錢”，他說.幾個玩得好的朋友跟他提起了這家名叫恩斯邁的公司。他開始心動，于是到人才市場投了簡歷，然后面試，最終得了這份新工作。那是2008年的3月份。

　　隨后他搬出了精英電腦在工廠外給員工們租住的宿舍，和另外兩個朋友一起找了一套兩室一廳的房子，每個月房租700元，但是房子內空空蕩蕩。他們自己買了簡單的家具，包括電視機和電風扇——出于疲憊時打發(fā)時間的需要和深圳炎熱的天氣，這兩樣家電成了生活必需品。至于電冰箱，他們想都不想。

　　接下來，有好消息也有壞消息。壞消息是，等到工資發(fā)下來，錢并沒有他想象的那么多。有一個月他的工資達到了2100元，但是大多數(shù)時候只能在1500元上下徘徊，最少的時候甚至只有900多元，這個數(shù)字只是剛剛超出深圳規(guī)定的最低工資。

　　對此，他不太抱怨，因為開會的時候，“老大”——小組或生產(chǎn)線負責人——會發(fā)出 “公司已經(jīng)養(yǎng)不起你們了”的感慨。他說自己可以理解，因為“公司人太多了。沒有訂單，也就沒有利潤。一個老板開公司是想要賺錢，而不是想要虧本”。

　　好消息是他遇到了他的女朋友，一個年齡比他小的四川女孩，剪著劉海型的長發(fā)，圓臉蛋上的笑容甜美。

　　女孩是去年12月份開始到恩斯邁上班的。當這對小戀人碰到一起的時候，他們已經(jīng)是同事，只是熊偉在公司的維修部工作，而她在檢測部。至于怎么認識的，“噢，我們可是在一個工廠”。當然，要在一萬人內碰到另外一個人，也不容易。

　　在這里他們知道了臺灣的三大主機板制造商的名字：精英、微星和富士康。熊偉已經(jīng)在其中的兩家工作過。他們也知道了郭臺銘。

　　“哇，富士康好大?。?rdquo;對他們講起鴻海在深圳工廠的富士康員工感嘆說。這家設在深圳龍華的園區(qū)約有三十萬人，被視為了解中國制造的重要窗口。每天這家公司要為龍華園區(qū)內的10處大型員工食堂提供15萬份以上的午餐，每噸午飯要用掉10.6噸大米。用工高峰時期富士康的園區(qū)每天新招聘員工達到3000人，園區(qū)的保安就有超過1000人。不過，這些都是過時的數(shù)據(jù)。在傳言中，這家公司已經(jīng)受到了金融危機的沖擊，在裁員的傳聞中搖擺。盡管郭臺銘本人曾經(jīng)表示公司不會裁員，而且已經(jīng)宣布退休的郭臺銘也會重新披掛上陣，率領鴻海龐大的制造業(yè)大軍共度危機，但毫無疑問，一些員工必須離去，原因是他們違反了公司的制度，這些制度在金融危機時變得異常苛刻。

　　“富士康已經(jīng)開始三班倒了”，熊偉說。相比之下，盡管他們工作的恩斯邁也同樣遭到危機的襲擊，卻仍然是兩班倒。還有傳言說一些公司已經(jīng)實行每周五天的工作制。對于打工者而言，這都是不幸的消息，因為工作時間的多寡決定著他們收入的高低，如果拿不到加班費，普工們每個月的收入只能比最低工資標準900元多一點點。

　　不過郭臺銘仍然是這些打工者心目中的英雄，他白手起家，只用了十幾年時間就把公司做到擁有數(shù)十萬名員工。“如果別人不知道，還以為是在吹牛，一個工廠怎么可能有三十萬人”，這個22歲的年輕人眼睛里放射出興奮的光芒。

　　二

　　夜班結束后，熊偉沒有休息多久，因為已經(jīng)約上了女朋友——他們兩個都是夜班——一起離開寶安，到深圳關外的龍崗去見他的一個親戚。

　　盡管已經(jīng)在深圳待了兩年，可是這對戀人對這個城市都毫無概念，他們不知道該如何走。除非迫不得已，他們不會叫出租車，關外的出租車往往拒絕打表，而是要和你討價還價一番。這些出租車司機也是從各地來到深圳的打工者。他們中的大多數(shù)都對這些在工廠內打工的人們抱有一種帶有嘲諷的同情心：太不自由，被人管著，收入也不高。

　　他們兩個跳上公交車,然后在車上睡了一會兒，畢竟已經(jīng)一整夜沒有睡覺。

　　“上夜班不打瞌睡怎么可能？”熊偉說。但現(xiàn)在是非常時期。他知道，只要觸犯到工廠的制度，就有可能被裁掉。這些制度中包括不準把手機帶入車間——“有時候你會不小心帶進去”，也包括了上夜班不準打瞌睡。如果觸犯了這些制度，并且被抓住，之前的處罰是警告或者記過，最嚴重的處罰是記大過，一年如果被記三次大過，那么將會被開除。“可是現(xiàn)在不同了，只要你犯一點錯誤被抓住，公司就可以開除你。我們身邊就有這樣的人，只要你犯一點錯誤，就拜拜……”，在說“拜拜”時，女孩拖長了聲音，聲調向上，竟依然是歡快的。

　　那些本來遙遠的詞語，諸如“金融危機”竟然滲透到他們的生活中，而且這種滲透是在不知不覺中開始。他們已經(jīng)習慣了把目前的各種不順都歸結到“金融危機”頭上，并且自己也頻繁的談論它。它的影響他們已經(jīng)可以看到，比如廠里的一個樓層以前有9條線在“跑”，而現(xiàn)在只有3條線。“相當于之前要用9條線的人，現(xiàn)在只要用3條線的人，多了6條線的人出來，你說怎么辦？”——一條線需要的工人數(shù)量為五十到六十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