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30年來，在大紡織領域可圈可點的成就很多。在所有的成就中，我認為最能反映政策威力的要算是服裝了。

    服裝這個產品，確實不同于一般的生活用品。它有兩重性——既是具有保暖功效的日用工業(yè)產品，又是能夠美化人體的文化藝術產品。不同的穿著者對服裝有不同的喜好，這也在一定層面反映了穿著者的思想情操。因此，影響服裝業(yè)發(fā)展的不僅僅是技術和經(jīng)濟方面的原因，也包括思想觀念方面的原因。有一個事例可以說明我的這個觀點。我從小生活在上海。解放前，上海的知識階層、普通職員一般都有西服，只是不一定經(jīng)常穿著。解放后，人們生活崇尚儉樸，強調“新三年，舊三年，縫縫補補又三年”。在這樣的氛圍下，大家覺得西服“穿不出去”了。有人不甘心把好好的衣服拿來“壓箱底”，于是想辦法把西服改成中山裝，但改后仍覺得穿“毛料子”不好意思，有人又用毛藍布做件褂子罩在外面。除了西服以外，解放前在一定范圍內流行的還有牛仔褲，解放后大家也不穿了。當時穿西服的被人看作“小開”，穿牛仔褲的被人說是“阿飛”。在此后的歷次政治運動中，穿奇裝異服常常被列為反對的重點之一。由此可見，西服在當時不流行，并不僅僅是因為經(jīng)濟條件不具備，其深層次的原因還在思想觀念方面。要加快服裝工業(yè)的發(fā)展，不能不從破除思想觀念方面的禁錮入手，而要破除思想禁錮，就必須采取一些振聾發(fā)聵之舉。

    提倡服飾解放

    1979年春天，著名的法國時裝設計師皮爾·卡丹應邀在北京民族文化宮舉行了一場服裝表演。當時大家不敢直截了當?shù)胤Q之為“時裝表演”，而稱為“服裝觀摩會”。參加觀摩會的僅限于外貿界與服裝界的官員和技術人員，還必須通過審查，記名對號入座。盡管皮爾·卡丹已經(jīng)充分考慮了中國當時的國情，但當音樂響起時，臺上外國模特身著的多姿多彩的時裝還是與臺下的一片“革命色”形成了鮮明對比，給當時的傳統(tǒng)觀念造成了猛烈沖擊。第二年的11月，當中國大陸第一支時裝模特隊亮相上海灘的時候，更引起了全國性的轟動。

    另一件對傳統(tǒng)觀念產生沖擊的是1984年長春電影制片廠推出的電影《街上流行紅裙子》。影片講述上海某棉紡廠一名來自鄉(xiāng)下的女工阿香托賣服裝的個體戶買來一條漂亮的紅綢裙。勞模陶星兒很喜歡這件紅裙子，悄悄往自己身上比試。阿香發(fā)現(xiàn)陶星兒穿起紅裙十分漂亮，便把裙子借給她穿并且邀她同去逛公園。值班長對袒露肩臂的紅裙十分看不慣，陶星兒便悄悄為這件紅裙加上白領、白袖籠，結果又被女伴們七手八腳扯掉了。在同伴們的慫恿下，陶星兒終于與女工們一起來到公園中。她鼓起勇氣，獨自走在眾目睽睽的人墻間，與五顏六色的各式裙衫大膽比美，感到心神格外舒展，同時也開始覺察到舊觀念對自己的束縛。影片對勞模愛美又不敢美的復雜心態(tài)刻畫得入木三分，在當時大受影迷們的追捧。

    1983年年底，隨著紡織工業(yè)生產的發(fā)展，國家取消了延續(xù)20多年的布票，為改善人民衣著提供了條件。特別是中央領導同志洞察民情，順應潮流，開始重視服裝。胡耀邦同志曾在一次會議上強調：“要抓一下服裝，讓全國人民穿得整齊一點，干凈一點，漂亮一點。”為消除大家的顧慮，他帶頭穿西服，由此形成了1984年的全國“西服熱”。時任中央書記處書記的郝建秀同志提倡穿西服、兩用衫、裙子和旗袍，也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到了上世紀80年代末，中國人民的穿著情況有了很大改觀。